1955年夏，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说，对反革命分子要进一步肃清。我看了这个报告的新闻，只一小条消息，怎么肃清没有说明。难道还要再来一个大镇压？那样我也许再被审核。既然判决了，也许不会翻案？我与车间的反革命犯郑建五私谈，他感到恐慌，他说：“督察处的少校科员卢春印前天由这解走，可能解回市局，这与徐副部长的报告有关。”
我每天都被提出来过堂。各公安机关，各机关的保卫人员，找我了解材料。所有军统的特务、与特务有关的人、特务外围分子、与我有关的人，及其他特务机关的人都是了解的对象。有许多现在人民政府工作也要了解，都要写出具体材料。从审讯人员的谈话中知道“肃反”运动在进行着。
我已不能在工厂劳动，过堂要紧，劳动其次。监房有几个小屋子作临时审讯室。每天八点进到审讯室，一直到中饭；中饭后，再来审讯。这个机关的干部审完，那个公安干部再审。有时，外地来的干部在外面候着，时间长了，外面的干部就说了：“等一个犯人，一天没等上。”
这样的审讯一直进行到10月。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沈阳等地来审讯的较多。
10月28日，长春监狱开了一个大会，出乎意外，吉林省人民法院判处11名罪犯在监中的现行活动。第一名是陈兴芝，他在监中委任警察局长等职务，说是组织了一个小团体，企图变天。宣判后，把他们11人拉上汽车，到刑场枪毙了。
我感到很可怕，在监中稍一不慎，即有犯罪的可能。陈兴芝的事我不清楚。在监中还图谋不轨，真是自找死亡，结果是全部枪毙，大快人心。我在监中抱定少与特务腿子们接触，不谈旧事，不谈旧人，即可以避免错误。
大会开罢的第三天，我们外帮组的犯人于也华、金锡恩、陈恩轩、蔡九峰、宋兆沂五人被砸上脚镣，关进六监。这件事引起了许多犯人的谈论。我也认为他们五个人有个小圈子，每天在一起嘀嘀咕咕，吃喝不分。这种情况我反映过，现在果然出了事。如果和陈兴芝的情形一样，就有危险。所幸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勾搭，我认为他们很无聊。
11月3日，刚要吃晚饭，监房的班长来叫我，我心里抱怨来提审的太多，饭都吃不好。这次大概是外地的公安人员着急上火车等着要材料，我随着班长进入监房办公室。我的脚刚踏入办公室的门，两个躲在门后的看守，便把我用绳子绑上，按倒在地，马上砸上一副大脚镣！砸了半天才砸好，起来又给我戴上手铐。我一看张管教员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手里拿着纸烟，那种得意的样子，真是恨死我了！怒气似火烧，我想与他拼了，又一想，手上戴了铐子动不得，脚上戴着大镣站不稳。只看了他一眼，他那样子似乎说：“关梦龄你服不服？”我心里说：死也不服！
一个班长给我两个皮筒，犯人叫“镣模”，垫在小腿上，以免铁镣子把小腿磨破了。我接了过来。他把我带到六监里边，对着厕所的一间小屋子。
我进屋之后，看见屋内有两个小伙子。我坐下之后，外面的犯人给我端了一碗高粱米粥，一碗咸白菜。我吃了小半碗饭，就不吃了。情绪波动得不能安静，心跳动得十分厉害。不知有什么大祸在眼前？不知道张管教员给我捏造了一些什么东西？我只恨张管教员一个人，我绝对不会服。戴上两件，再加上两件，我也如此。这两个小伙子不用说是看我的。他们二人帮我把被褥放好，东西安置妥当。我坐在被子上。点名以后叫睡觉，我怎么能睡得着？脚镣、手铐，身子不能动，他俩帮我把被子盖上。我想，这回危险了，上边机关不知道，只好由这几个管教员和科长随便摆布了。多少高级干部我都见过，不成想一个刚由班长升上来的管教员就要了我的命。好，我倒霉，我认命，这不是共产党政策的问题，这是人的问题。再好的政策，象张管教员这样执行，也无济于事。
9点钟的时候，我的监号门打开，我知道是提我。我把鞋穿上，脚镣子响得厉害。我在最里面，到外面去要经过许多监号的门，一个班长把这些监号的窗户一个一个关上。走出六监的监筒，一个穿黑衣服的，从没见过的干部叫我跟他走。我走不动，一步一步拖着脚镣向前挪，两手还要提着裤子。进了小铁门，到前面办公室，进右手一间屋，地中央放了一把椅子，是给我准备的，范典狱长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李典狱长坐在旁边的沙发上，张管教员坐在右边的条桌后面。这次是范典狱长主审，李典狱长陪审，张管教员记录。叫我坐下，我没有犹豫就坐在了椅子上。
范典狱长问：“关梦龄，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戴上镣子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摇了摇头。
“你要老实交待，你在监中的一切活动，我们都掌握了，不然，也不能对你这样。”
我心想，你们掌握了什么？都是一些诈语，在我身上能发生什么作用？我说：“如果我有活动，可以交待，不过我没有活动。”
范典狱长讲了一些政策，启发我大胆交待，并且说：“坦白从宽，现在交待还不晚。”
我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典狱长，我可以说说吗？”我说，“我这个犯人与别的犯人不一样，我是无事不找事，有事不怕事。如果我干了什么坏事，比如在监内有现行反革命活动，我一定会交待。交待可以得到宽大，不交待准死没活，这道理我明白。如果政府真的掌握了材料，有了同案人犯，我不交待也能处理。一个反革命犯，虽不承认自己罪恶，但是既有人证，又有物证，是不能叫他逍遥法外的。人民政府的空子不能钻，我也从没有钻过。”
“你说下去！”
“我认为给我戴上镣铐，不是为我有什么现行活动，而是在肃反中，对我要重新议处，就是说，过去人民政府对我判得轻，这回在监狱找个理由加刑判处。这是要整我，我看真的这样，那倒好办，典狱长你说出几件事，我一承认就得了。”
“你这样想法与说法都是错误的，不是要整你，不是找理由，而是你有具体事实，没有事实，不会把你关号。你要冷静地思考一下，思想斗争一下，你过去争取得很好，现在你还要大胆争取。”
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先回去想一想，问题也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解决，也许我真忘了，也许我假忘了。”
临走，把我的手铐子取掉了。进了屋还是睡不着，接着听到别的号开门，脚镣子响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于也华他们。五个人各住一个号，也在夜间过堂。我的事与他们有关系，张管教员一定说我与他们五个人有现行活动。不过我记不得对他们说过什么了？他们五个人一咬我，我就不能脱身，我就成了这个小圈子的头，那就成了第二个陈兴芝，罪在必死了。
蒙上被子，心里感到很委屈。自己死在这里家中无人知道，我的孩子也不知道她的爸爸怎么死的。我在长春公安局争取了四年，费尽了气力，结果弄到这般地步。在北满，一些人都知道共产党对关梦龄宽大了，谁知道到头来，还是要杀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也糊涂了。共产党的事叫我莫名其妙，给我的刺激太深了。没办法，死了也好，省着零受罪。
第二天吃完饭在屋内坐着。这两个小伙子一个叫李万金，烧锅炉的工人，另一个叫刘克敏，是学生。他俩都是“三反”进来的，都是一年左右的刑期，最近就要到期释放了。他俩问了我的姓名及一些事情，我都告诉了他俩。这两个人，只是看着我别自杀，别的任务没有。他俩都是二十几岁，还很天真。
我的高靿儿皮鞋上有副蓝色鞋带，这是我自己用帆布线做的，既长又结实。我把这副鞋带拿下来绑镣子，用手提着这个蓝鞋带，走起路来轻快。我这样办，他俩都说好。其实我这是准备自杀的，这件事蒙过了他俩。
白天，还有外来机关的人员提审，他们问我犯了什么错误？我说不知道。我照样写材料，我认为长春监狱对我不好，别的机关干部对我没有什么不好，我仍然详细地提供材料。
我押在六监，每次出来或回去，班长都先叫我站在外边，等他把六监两边的小窗户都关上了才叫我回去。我知道于也华等五人关在六监的小号，怕我见着，也怕他们看见我。
脚镣子太大，把脚脖子磨破了，我请求换一副轻的，果真给我换了一副轻的，我感到很满意。镣子戴上很难拿下来，弄副轻的减少一些痛苦。
除了提审，外边还送来许多提纲要我写材料，都是管教科送来的。一份一份地写，在屋内不闲着。刘克敏说：“你写这么多材料，真了不起，脑筋真好。”我哼一声，内心的话，写什么也不行，要整你，他们不论这一些，只找缺点，不论优点。长春监狱与长春市公安局的政策不一样。有什么话往肚里咽，他俩懂什么。我与他俩谈话就是“结了婚没有？”“想家不？”“出监之后干什么工作？”像哄孩子似的。
晚上，监房门锁不住地响。门响完之后，脚镣子就跟着响起来，都是经过我的窗户到前面办公室去的。我知道这又是审于也华他们五个人。我等着提审，但一直没有提我。我把白天准备的蓝鞋带拿在手，往脖子上一套，两手一勒……试了一试，只要系个死扣，就可以勒死。勒死人只要5分钟就行，我有经验。在长春我指挥特务们干过这种勾当。我勒死过别人，现在，该我勒死自己了。想了想，今天先不勒，明天晚上过一堂看看风头再说，不要勒早了。越想越难过，掉了几滴眼泪。真的，如果我真有现行反革命活动，怎么样也不过分，可是，这无中生有的横祸，叫我如何忍受呢？这真是犯人屋中坐，祸自天上来！戴着脚镣子睡觉，把被子都刮破了，翻身先要把脚镣子拿起来。咳，共产党宽大了我一半，不能再宽大了，与其宽大一半，何必不把我早处死了，省之为我多费了许多高粱米！长春监狱是我的坟墓，自杀如能实现，可以赚一个囫囵尸首。
第三天晚上，别的犯人都睡了，把我提到典狱长办公室。满屋子的人，叫我坐在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。正坐是吉林公安厅的一个科长，找我了解过材料。他年龄较大，比较胖，对于特务问题颇有经验。左首沙发上坐的是吉林公安厅刘科长，他是专门负责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的。监狱管教科万科长，袁副科长，还有其他几个，一屋子椅子、凳子都坐满了，有十多位。正坐的那位科长说话了：“怎么不认识么？”
“有的认识。”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决不含糊，有话我是一定要说的。
“关梦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对你十分了解，知道你在特务机关有两下子，现在吃不开了！我问你，你在长春监狱都有什么活动？你好好谈一谈。”
“我是自首的，我如果在长春监狱还企图不轨，那我当初就不自首了。长春的特务头子都跑了，我没跑。自首，就是不想再反革命了。”
“你自首，那是迫于形势。”
“不论怎样，我是自首。”
“关梦龄你要老实一些。”万科长从旁对我申斥。
“你有什么活动？你怎样计划的？”还是正坐的那位科长，他主持审我，别人都旁听。
“我这个人是痛快人，如果有计划，有活动，我在这一说，有多漂亮。何必叫这么多政府人员为我操心呢？不过，把我当作第二个陈兴芝，那是有出入的，我不是那种情形。”
“你是哪种情形？”
“我认为在监内搞现行反革命，第一，我没有那样想法；第二，没有对象。不管客观上怎样反映，我没有那样做。”
“你说你自己没有做，是客观上的反映，那么客观上根据什么反映的？”
“根据我是大特务，根据我们外帮组有五个犯人在一块搞小圈子，也许这五个人咬上了我，于是认为我有最大的嫌疑。”
“说了半天，都是别人认为，你自己没有事！”
“我没有事，也不能说没有事，有许多错误。”
“都有什么错误？”
“我借给别的犯人棉衣，拉拢同犯。”
“拉拢同犯干什么？”
“什么也没有干。”
“是不是叫他们当交通（特务机关传递情报的人）？”
“当交通，他们不懂得。”
“关梦龄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说，就可以混过去？”
“这样吧，政府把我的活动计划说出来，我承认好了。政府宽大就宽大，不宽大也没有关系，现在枪毙了，我已经多活了六年。”
“你要坦白，自己说！政府不能替你坦白。”
“我没有办法，只能这样了，给我加什么罪，我都接受。反动也好，顽固也好，我是承认的。”
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抗拒！”万科长又批评我。
我停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旁边那几位干部也都困倦了。我心想，白天都忙了一天，晚上又到这陪审，结果什么也没审出来。他们一定认为我很顽固。我想了一下说：“报告科长，我先回去，明天我写一写，写完了你看看，不行再说。我这件案子，也不是个小事，反正一天两天结束不了。天太晚了，我支持不了，腿也疼起来了。”
这位科长往沙发上看了一下。有几位干部也说：“先叫他回去吧。”
“关梦龄，你回去好好想，老实写！”
回到监号，我把今天的审讯仔细地分析了一遍，知道他们手中什么也没有，审讯的词句很空虚，一听就是硬要东西。我最后脱身的那几句话，是想试一试，如果他们不叫我回来，那是有证据的，放我回来就证明他们什么也没有。我说回来写，搭了个台阶。我如果总是“不知道”，“我什么活动也没有”，那就不好下台了。我这样一说，暂时收场。我躺下来，心里很坦然。心想，他们这是何必呢？不敢往我身上乱加罪，又不肯对我放松。事缓则圆，这是我一贯的主张。日子多了就会好转。
早晨起床，一看脚脖子破了，我说：“这怎么办？挺疼！”
“找医生，怕办不到。”这是李万金说的。
他说找医生办不到，我倒要试一试。我拿张纸写了一个条子，交给班长。我想，如果医生来看，那我还有一定的重要性；如果置之不理，那就如同一般犯人。一般犯人脚脖子卡破了，根本没有治的。条子交给班长，班长回来对我说先等一会儿，上班医生就来。这里有犯人医生，有政府人员的医生。一般犯人，都是犯人医生诊断。我这伤不知什么人来看？早饭后，一个女医生来到监房！她叫我坐在门口，给我清洗了伤口，上了药，用绷带扎上。走时还说后天再来换药。她走后，李万金说：“这是李典狱长的爱人，她是不给犯人看病的，你是个例外。”
“我的案子严重，犯人医生不能与我接触。”我这样说，但心里感到事情越来越好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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